“学医挺苦的，但也挺好的，如果把生命比作一朵花，医生就是生命的花匠。”

——唐福林

人物小传

唐福林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协和医院有杰出贡献的教授之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第五届主任委员，中华风湿病学杂志副总编，中华医学杂志常务编委。1968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疗系（八年制）。1981年10月获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生院内科学硕士学位，同年分配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工作。先后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1984年8月至1986年12月在美国加州Scripps Clinic 自身免疫病研究中心学习体液免疫，1991年11月至1992年7月在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医学院进修细胞免疫学。回国后主要从事风湿免疫病自身抗体及其发病机理的研究。内科临床工作40余年，致力于风湿免疫病临床工作和学科发展30余年。培养硕士生7人，博士生12人，博士后2人。发表论著、综述、译文130余篇，参与 “风湿病学”、“临床风湿病学”、“中华风湿病学”、“现代内科学”、“中华内科学”、“现代胃肠病学”、“现代急诊医学”、“内科疑难病诊断”、“内科实习医师手册”等十余部专著的编写。主编的《风湿免疫病300个怎么办？》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编的《临床诊疗指南风湿病分册》和《风湿免疫科医师效率手册》被风湿免疫科年轻医生奉为日常工作的圭臬。作为“抗核抗体谱的研究与推广”和“干燥综合征系列研究”主要参加者，分别于1988年和1996年同时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类风湿关节炎早期诊断的血清学研究和临床应用”获2005年中华医学奖三等奖。获1997年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9年度北京市医药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和2001年度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称号，2005年度北京协和医院优秀员工称号。

特殊年代的求学之路

生：唐老师，请谈谈您1960年至1968年在协和读书时的经历。

唐：我是1960年考进协和的，到1968年整整八年。我高中就读于江苏一个县城的中学，清朝时期叫南京书院，也是一个很好的高中，现在成为省重点学校了。1960年协和在江苏省一共招了10个人，在当时是招生人数比较大的一个省，上海也招了10个人，还有其他地方，加起来全国一共招了60个人。旧时候协和被当作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堡垒，大都是外国医生，咱们国内考上的是少数，入学后首先在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三年，再到协和学习五年临床医学知识，并走上临床接触患者，包括见习、实习。以前能进入协和学习的多是有钱人，学费也很贵，建国后党和国家对学校和医院很重视，我们那个年代就有助学金了。但时代的原因当时的求学经历也是坎坷得要命，运动太多了。我们入学后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协和医院变成了“反帝医院”。1966-1967两年里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社会上思潮很动荡，学校停课，实习也没有正常进行，但是我们还在学校。后来运动逐渐平息，才开始复课。

山沟沟里的赤脚医生

生：我们还知道老师您毕业后有过一段在贵州做赤脚医生的经历。

唐：我们是1968年毕业，分配的时候因为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大学生们没有一个留在北京，都分配到了山区和乡村。祖国的西北西南农村，哪个地方苦哪个地方需要就往哪里走，我就这么成了赤脚医生。我被分配到贵州一个兵工厂，造战斗机的。工厂很大，一座山一个车间，车间就在山洞里面。我去的时候工厂也才刚刚开始建，从这边走到那边好几十里地，有多少座山我都数不清楚，经常要背着药箱下车间，送医送药上门。一个还没盖好的幼儿园，就成了我们的临时保健站，看病就在那里面。我一个人在保健站住着，看病、抓药、打针、收费，内外妇儿都是我一个人，我甚至还给狗做过绝育手术（笑）。印象最深的是抢救过一个敌敌畏中毒的女子，一直打阿托品，两天两夜才救过来，后来她结婚生子，儿子还考上了大学。后来这儿建成了医院，慢慢有了二三十个医生，40多张床位。那个年代生活和医疗条件也都比较艰苦，就这么呆了十年，英文也差不多都忘光了。

重回协和读硕士

生：你后来是怎么回到协和的呢？

唐：1978年开始，整个国家的形势变好，开始重新重视教育，上山下乡的大学生陆陆续续也都允许回来。协和医大那时候的教务长，章央芬老师就给我们写信，不厌其烦的一个个地给写，让回学校考研究生，她对每一个学生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的年龄刚好还能考，再过一年就不能考了。我那个县医院统考题目特别简单，虽然十年不念英语，好在考的也简单，居然还考得挺好，就这么被录取了。当时自己也不知道要去那个科，反正到哪个科都服从党和组织的安排。协和医院那会儿还没有风湿免疫科，我们是在感染科有个免疫组，跟随张乃峥教授、董怡教授，感染科那会儿还有李邦琦教授、王爱霞教授，我们就在那儿又重新学习起来。

1984 年 8 月，唐福林赴美国 Scripps Clinic 自身免疫病研究中心进修体液免疫学

图为出国前张乃峥教授亲自到机场送行

当时免疫病相关的检查都还没有开展起来，什么也不会。张乃峥教授希望能把风湿免疫科建起来，专门请来了一个美国的教授给我们作专题报告。美国教授来讨论的时候就说，你们连抗Sm抗体都不能做，建这个科有什么用，言外之意是说我们水平太低了。我本来研究生的课题主要是做淋巴细胞的转化，后来被那个美国医生这么一说，张教授气坏了，就让我改做抗Sm抗体。当时实验室里什么也没有，就每天看文献、自己摸索。用小牛的胸腺、人的脾脏，白天黑夜地做，要做小牛的胸腺，可又没有那么多牛，当时刚好有个潍坊来协和进修的大夫，他们那儿有宰兔子的，他给我带来了上千只兔子的胸腺，有好几斤，我就用这个材料，结合着文献，自己慢慢摸索。凌晨四点钟我在医大那个楼，在冷柜里做抗ENA抗体，做完了要回去的时候，铁门早就上锁了，我就从围墙爬出去，差一点被人家当作小偷抓起来。有句老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其实或许不全对，我也不是说撺掇大家追求成为人上人，但大家要相信前半句，那就是要“吃得苦中苦”，你必须要吃苦，协和的医生就要有这个志气，不怕苦不怕难，做不出来也得做，看文献、专研、学着去做，一点点摸索。后来实验室也终于买了一个超速离心机，陆陆续续添置了实验设备，实验条件也不断在改善。

后来董怡教授到英国去，也是去学这个，我就把我做出来的这些抗体冻干成粉末，从信封里寄给她。她给我做了一个对照的照片，我做出来的跟国外一样，都可以用，我高兴得要命。后来做得差不多了，也就毕业了。毕业后留院工作，一两年之后，张乃峥教授就把我送到美国去，专门去正规学习做自身抗体的检测。后来又让我去洛杉矶学习细胞免疫。在那里实验做得也挺好，那时候想要留在美国很容易，他们都以为我不回来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定义的幸福和人生价值，可以是买一栋房子过上好生活，但也可以是学以致用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回来继续救治病人啊。咱们在场的党员有多少？要对得起党和人民啊！

我觉得协和这些老教授，他站得高，看得远，会积极的搭建起科里的人才梯队，完善学科建设。后来我的学生我也都送出国去学习，多学些知识，然后再回来。待他个一两年，好好体会体会人家的科研思路，再带领大家做些题目。我觉得过去确实我们跟国外的差距太大了，人家条件先进，而咱们这里是艰苦的不得了。但现在也都在慢慢好转。

2021年7 月，协和学子在唐福林老师北极阁三条家中探访唐老师。

救死扶伤，愿做“生命的花匠”

生：请谈谈你在临床工作时的感受

唐：那些曾一脚踏入死亡边缘的患者，经过诊治，可以控制病情，可以正常工作，甚至可以怀孕生子。医者的享受不在于物质，一人不能睡两张床嘛！把病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不仅是救人一命，更可能是挽救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你说，这该是多大的成就感？我以为，当医生，那一刻的感受，最享受。

以前工资很低很低，也就三四十块钱，只给分一个宿舍在19楼，上下铺四个人非常挤，但是也从来没想过物质享受，够用就行，现在医生经济条件和待遇都好多了。这么几十年门诊总是拖班，上午的门诊常常拖到1点多，下午门诊的患者都已经在门口站着等了。不觉得饿，也不上厕所，所以后来很多大夫自己身体都不太好了（轻叹）。

越是罕见的、难治的病人，越是要收到病房，必须搞清楚原因，不能糊里糊涂的用药，这样才会有提高。不能哪个病容易治、挣钱多就收哪个。原来许多老教授遇到不明原因病例就反复开讨论会，追踪很多年，最终许多疑难病就发现了原因。张孝骞教授，他的那56个小本本，上面记录了很多疑难病人的各项症征，还有很重要的部分内容，就是后续的随访结果。我们也有个小本，查房时会把重要的、需要随访的病例记录下来，后续还要做好随访。

有时候我们还给病人募捐，有个孩子进来的时候全身溃烂，全院都搞不清楚为什么，来了个美国某个医院的院长也不知道。后来发现得了坏死性血管炎，做了截肢。当时我就带头捐了第一笔款一千块钱，后来科里大家都给捐钱，最后孩子治好出院了，大家都很高兴。所以说把病人治好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咱们做医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毛主席讲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比什么都重要。你们当医生以后一定要两袖清风、将心比心，尤其是那些农民真的很困难。得我们这病的大多都是穷人，有些人家里穷得不得了，普通门诊挂不上号，去挂1000块钱的号，化验要贵两倍。后来叫我去我都不去了，太贵了真受不了，看着病人心里就难受，感觉对不起他们。有时候外省的病人，我还会给他们留电话。“挂号费这么贵，不能总叫病人来复诊，可以直接告诉病人之后半年该怎么做”，在这里进修的大夫我都这么交代他们。所以医生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医德很重要，要有同情心，清白一点，在心灵上对得起我这份职业，对得起我们的病人，协和很多老教授像罗慰慈老师、朱元珏老师等等都是这样。

我大学时期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让我很是向往，“医生是生命的花匠。”

启后承前，勇挑学界重担

生：请谈谈您在风湿病学会工作期间的经历

唐：那个年代还没有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和刊物，张乃峥老师就带领着我们从无到有的把学会建立起来了，后来又一起办杂志，那个《中华风湿病学》杂志就是我们那时候创办起来的，现在也还是国内风湿病学界很好的一个刊物。  

去艰苦的地方，到病人需要的地方去，去新疆、东北看病，也不收费，送医送药上门。后来我们还成立了红斑狼疮的病友会，现在已经有几千人了，每天都交流很多关于疾病的信息。大家会在网上问问病情，不用挂号。有时候病友会里有病人很晚了打来电话，偶尔也有点烦，但站到病人的角度想想，觉得我们这样帮助了他们也值得。医生无论如何要把病看好，对病人好点，哪怕自己辛苦点。

风湿免疫科是协和最知名的科室之一， 也是众多协和学子向往的科室。我对学生的要求确实很高，不仅学业成绩要优异，身体素质也要过关，要“胃小膀胱大，腿短频率快“。比如说出门诊，上午的门诊常常看到下午两三点钟才结束，不吃午饭，也顾不上喝水上厕所。没办法，病人大老远的跑过来，不给看完怎么办。要珍惜在协和的每一天，努力为病人服务，同时在给病人治疗的过程中，充实自己，享受医学带来的乐趣。

寄语百年，也谈协和精神

生：请谈谈您眼中的协和精神

唐：“严谨，求精，勤奋、奉献”，大家真的永远要记住， 我记得我们考微生物的标本，留一分钟给你看片子，辨认滴在那里的寄生虫，谢少文老师当时滴了一个墨点在那里，就一个黑的，你还不能乱猜呀，瞎猜要扣分的，就是考我们要严谨，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作为医生当然要把病看好，不管什么科，要严格要求自己。好多老教授面对病人都是很忘我的，顾不上自己，一心就要把诊断搞清楚，这个病治得到底对不对，我觉得是永远需要攀登的。在医生的眼里，病人不论贫富贵贱，不管病人钱多钱少、当官不当官，医生就是治好病就行了，我也不去问家里地位多高，有钱人得病这么治，没钱的病人也得这么治啊。

口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唐福林教授

记录 北京协和医学院 杨子涵 许轶婧 徐浩杰

审校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赵丽丹副教授

探访感悟

有幸探访唐老师，留下了几点很深的印象。

一是唐老师的科研经历。他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去做研究，凭着读文献刻苦专研去摸索实验方法，然后每天泡在实验室里探索。老师强调，勤奋和努力是极为重要的。想要有发现、出成果，要肯付出、吃得了苦。

二是老师朴素的爱国主义和人文情怀，强调的要把国家利益和科室建设放在个人利益之前，眼光要放长远。

三是老师在交流过程中体现的大医情怀，关爱病人，克己奉献的精神。感慨做医生真的有意义有价值，治好病人解除病痛真的很满足。这让我更加期待自己可以成长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大夫。

临床医学八年制2017级 廖婉滢

叩开家门，大家入座，唐老先生开始为我们娓娓道来他在协和念书和毕业后工作、科研中经历的故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唐老先生在兵工厂当了近十年的赤脚医生，什么病都瞧，甚至还做过狗的绝育手术。回归协和后，在中国的医疗技术水平远不及国外水平的情况下，靠着文献阅读和潜心实验，唐先生硬是从零做出来了抗ENA抗体。当时的科研条件非常有限，这种潜心学术的精神则更为宝贵，这对我们这些晚辈医学生无疑起到了非常好的激励作用。

唐老先生为病人的切身考虑也令我印象深刻。国际医疗，一千块钱一个号，他不去，因为感觉对不起患者。他说，很多患者是穷人，挂不到号，只能花几百甚至上千来挂一个号，他看着感觉非常难受，希望国家能大力整治号贩子。唐先生还有一个狼疮患者病友会，加了很多患者的微信，平常一些普通的问题直接在微信上即可，尽量少让患者来回跑。当然，唐老师说有时也会觉得麻烦，但只要一站在患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值得的。

在我自己的求医体验中，我深深地明白现在的医院有这么多病人，要让医生时时刻刻考虑患者的想法、将每一个患者都照顾得非常细致也有些不切实际。但我想老前辈们的态度仍是我们应该效仿的榜样，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在拿出精湛的医术的同时，也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为患者提供人文关怀。

临床医学八年制2017级 王璐

退休不少年，唐老师依然张口就能背出“严谨、求精、勤奋、奉献” 的协和医院院训。这也是他最常提起的一句话，因为他和他的许多同事们一生所践行的就是这简单却有分量的八个字。一个人既开药又打针听起来不难，那在农村背着药箱奔走十年呢？提取抗体听起来不难，那每天凌晨三点坐在一无所有的实验室抠着外国文献呢？从坚持15分钟看一个号到自己掏腰包给病人募捐，一个人从业几十年能始终持有对病人的悲悯，或许这就是真正的中国医生吧。

临床医学八年制2018级 许轶婧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探访活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紧张，不过见到唐老师之后，发现老师其实像家里的长辈一样亲切。

在探访过程中，唐老师向我们讲述了他求学和工作期间的故事。其中，老师在贵州做全科医生的经历以及在研究生阶段的科研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物质条件匮乏、医疗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刚刚毕业的唐老师需要诊治各种疾病。在研究抗ENA和抗Sm抗体期间，在国内缺乏相关经验的情况下，老师通过看文献来学习实验方法，半夜加班加点进行实验，终于取得了成功。在听老师讲述这些故事时，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老师在艰难困苦中奋发向上的姿态。在交流过程中，唐老师也总会提起那些痊愈的患者，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医生最大的快乐来源于将病人从生死边缘挽救回来的那种成就感。

老一辈协和人面对艰难困苦的奋进精神，坚守医者初心的执着，大概是我们最值得体会和传承的吧。

临床医学八年制2018级 何其

在与唐老师的聊天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白手起家”。

毕业之初就被下放到贵州尚未建好的保健所，成为内外妇儿全科都包的赤脚医生。十年时间，从只有一间小房间一位医生的简陋保健所建成当地的一所医院。

从一开始协和风湿免疫科的白手起家，为了做出抗体硬着头皮不顾白天黑夜地在实验室进行研究；为了科室的长远发展，极有魄力地带着全科迁到西院再迁回……承前启后的托举起这个协和如今最知名的科室之一。

唐老师说协和老一辈的教授真是具有长远的目光，而唐老师自己又何尝不是这一代的“巨人”，只期盼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够继续将唐老所说的，协和“不倒”的那份精神继续传递下去。

临床医学八年制2018级 于小晴

初见老师，就感受到了老师的热情和对我们的照顾，老师专程到北极阁的住处接受采访，还提前给我们打开了空调和风扇，实在让人感动。从老师讲述的亲身经历中，我了解到在特殊年代求学的那一批协和人的人生轨迹。在贫困地区做一名赤脚医生并且坚持十年，后又返校攻读研究生，为填补国内领域的空白经常做实验到深夜，这是现在的我们难以想象的艰苦处境。而在经历如此艰辛之后，唐老师仍强调要坚持“严谨 求精 勤奋 奉献”的协和精神，强调医生应该是一个清贫的职业，这都是对我们的提醒和警示。同时，唐老师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提醒我们注意身体，以后在工作之余也要重视家庭。在探访唐老师的过程中，我们既接受了来自前辈的指导，也感受到了来自长者的关怀。

临床医学八年制2018级 杨子涵

唐老师是国内风湿病学界的巨匠，是上承张乃峥老师、开学界风气之先，下启我们风学界骨干中坚力量的一位医学大家，也是在国内风湿病学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一位大先生。我的导师，还有科里许多正当盛年的老师们，很多都是他的学生。

以往跟随导师门诊时，时而听到她谈起关于唐老师的片语只言，彼时的唐老师，在我心中更像是一个符号，象征着风湿病医生的最高水平，但这个符号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却一直无缘得见，时常引以为遗憾。

今年春节时梧桐树有给各位老师拜年的任务，我主动申请负责唐老师这一块儿，电话拨通之前，内心忐忑不宁，如此贸然去联系这样一位老师，是否多少有些唐突？电话接通，一阵温和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你好，请问你是哪位？”原本紧张的我瞬间也变得不那么紧张了，简单介绍完自己，说明来意，向唐老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唐老师也祝愿我新春快乐，但却没有挂断电话的意思，反而接着聊了起来，从我的导师谈起，到我当前在做的课题，到我最近学习还吃不吃得消，身体可还好。原本要向老师致以关心的我，最后反倒被老师关心起来了。也正是因为那次的通话吧，让我一直想组织一次关于唐老师的探访，去走近这样一位医学大家，感受其风采。

谈起病人，永远的年轻，永远的抱以赤诚之心。生活可以是清贫的，但内心必然是富足的，真正的高贵，不是身居高位，更无需身着名贵，只要有了自己所真正热爱并愿意为之坚守的事业，那么一切的苦相对也不那么难了。

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何其有幸，得入斯门。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2020级硕士研究生 徐浩杰

致谢

本活动为北京协和医学院2021年研究生社会实践和志愿者协会感恩梧桐树项目组的一部分，同时受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健康长城公益基金会及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友会的支持及帮助，特此致谢。

图文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会

北京协和医院社会实践团队

北京协和医学院志愿者协会感恩梧桐树项目组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友会